音乐制作人卫元强blog里纪录的80年代王菲
[color=blue][b]王菲让我眼前一亮（2006.5.31）[/b][/color][b][color=#0000ff][/color][/b]
记得是在198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正在办公室里打盹儿，pp机突然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知道是中央乐团传达室的电话。我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回了过去。接电话的是高大林，他告诉我，他最新录制了几首歌，是由几个第一次录音的歌手演唱的，想通过我制成唱片出版，请我过去听一下。
当时，我已经调入了中国电影出版社，成了这家国家级出版社音像部的正式编辑。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楼里，距离中央乐团，步行也就10分钟的路程。于是，我挂上电话，起身去中央乐团高大林的住处。
高大林把他录好的几首歌放给我听。一边听，他一边告诉我说：这些歌，本来是一家音像出版社向他约的稿，可是，在这张合集唱片已经录出一半的时候，那家出版社却突然变了卦，不要这张唱片了。我说：好，问题不大，我现在身兼三职（山西音像出版社的特约编辑、过去那家半官半私文化企业的兼职唱片制作主管、中国电影出版社音像部编辑），看看给哪家吧。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高大林的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孩音色十分新鲜且极具魅力的歌声。我不禁眼前一亮，细听下去，她唱的是一首邓丽君的歌曲，虽然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却不失很鲜明的个人声线特色。
“这是谁唱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高大林。
高大林告诉我，唱这首歌的人名叫王菲，是中央乐团著名词作家王凯传的女儿王兰（当时也是歌手）介绍过来的。还告诉我，王菲是北京东直门中学的一个高中生，她母亲是煤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我仔细听着王菲的演唱。专业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可塑之才！当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就做出了决定，我要为王菲制作一张专辑。
高大林笑了，说：你先别急作专辑，先把眼下的事解决完再说。
我说：好，就这么定了。剩下的几首歌我去找，凑够了歌我们马上就进棚录音。
走出高大林的住处，我就直奔了与高大林同住一栋楼里的韦唯那里。那时，只要有录音的机会，我都不会把她忘记，我太喜欢她的演唱了。
我把录音的事告诉了韦唯之后，韦唯不但没有高兴的意思，反而看上去很为难。那时，她已经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得了二等奖，显然，对自己的要求比过去高了很多。她担心的主要是作品问题。的确，她的声音很有特点，一般的歌很难适合她，再说，她也不愿意继续翻唱别人的歌曲了。
我对韦唯说：我去找人专门为你写歌，你看怎么样？韦唯笑了：那，除了适合我唱以外，歌也得好听才行。
我说：没问题，歌词由我来写，曲让高大林来谱。我们俩都算是对你的声音很了解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虽然身兼“三职”，可这三家单位却都不看好这张合集唱片。我为寻找投资人，又费了一番不小的功夫。
因成功经营“十二女子乐坊”，连续登上“福布斯榜”，现在已经身价过亿的王晓京，当时还是我的“圈外”朋友，他那时经营着几家汽车修理厂，在当时算是比较有钱的人。他经常陪我去录音棚录音，我原以为他对投资制作唱片感兴趣，因此，也问过他愿不愿意投资这张唱片？在我录这张唱片的时候，王晓京一直在棚里陪着我，但是，最后他没有参与投资。
现在看来，王晓京绝对是个经营上的天才，还没看准的事，他是绝对不做的，尽管当时投资唱片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成功率。
直到九十年代，王晓京成了我的同行的时候，我还很不理解地问过他：当时唱片那么好做的时候你都没做，怎么现在投资环境并不如前的时候，你确偏偏入了这一行？
他总是笑笑说：还不是因为受你的影响嘛，你总是劝我往这方面投资。
创业初期的王晓京，也是几经沉浮，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他是那种百折不挠、敢于付出的人，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的。
最终，这张名为《大明星》的合集唱片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收录其中的演唱者有：王菲、韦唯、付笛声、赵莉、王兰、乔珊、马绫艳、高大林、王笑然、张勇、徐羽、麦燕文。
这张唱片太应该叫《大明星》了，其一：里面收录了现在的“天后”王菲和同样当得起“天后”称号韦唯的歌声；其二：满足了一下也想在唱歌方面过把“大明星”瘾的——作曲家高大林先生、大陆第一贝斯手王笑然先生、第一吉他手张勇先生、首席录音师徐羽先生、录音师麦燕文小姐的心愿。可要想做个演唱方面的“大明星”，那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术业有专攻，天分各不同，尽管这几位在本职工作上，已经绝对是当时的“大明星”了。
这张唱片太有纪念意义了，其中，还收录了我的“处女作”，由我写词、与高大林共同谱曲、由韦唯演唱的《爱的记忆》。
徐羽和麦燕文合唱的也是我的作品，名为——《等待》：
我从这里走过
是为了等待你的到来
待到星光灿烂的时候
你将从那里走来
．．．．．． [color=blue][b]为什么是《王菲珍藏集》？（2006.6.3）[/b][/color]
[font=楷体_GB2312]博客上的读者，hermes等朋友，希望我说一说80年代王菲的情况。我肯定会说的，因为，我正在写我的“回忆录”（呵呵），也恰好到了该写王菲的时候了。[/font]
[font=楷体_GB2312][/font]
唱片《大明星》已经出版了，可我居然还没有和王菲见过面。因为，我前面讲过，我接这张合集唱片的时候，高大林已经把王菲等几个人的歌录完了。
听过王菲在《大明星》里面的演唱后，我已经决定了为她录制一张专辑。可说句良心话，当时，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录专辑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出版社这样的国家级出版社来说。
一个人出专辑意味着什么？
我来举个例子：国有文艺团体的工作人员，在晋级、职称评定的时候，专辑唱片可以作为个人“专著”，来满足晋级、职称评定所需的条件；非国有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工作的个人，可以凭据专辑唱片，在文化局申请得到“个体演出证”，从文化局的原则上讲，没有演出证的人，是不允许参加商业演出的。
所有有过投稿经历的朋友，都应该体会到过出版社的“门槛儿”有多么高吧？尤其是当自己“名不见经传”的时候。
还有一个关乎取舍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出专辑的这个人，在不考虑他（她）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个人资历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为出版社带来“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
显然，以上的条件对于当时的王菲来讲，有的不具备（知名度等），有的不确定（经济效益）。可想而知，我申报为王菲录制专辑唱片，当时面临着多么大的难度。在出版社里，编辑申报一个出版物选题，是要经过责任编辑、部门主任、总编室三审制度审查的。
但最后还是“连闯三关”，终于批准了下来。过程我就不再详述了，总之， 一句话——我向社里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承诺。风险是肯定要承担的，
就像把我调入出版社的那位主管经营的副社长对我语重心长所说的那句话一样：“你可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任啊，你们编辑部有好几个编辑，就是因为选题失败才坐上了冷板凳的”！
但我坚信王菲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我历来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信心。我曾在编辑部主任组织的部门会上发言时讲道：要想在市场上拼得效益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效仿市场，也就是紧
跟潮流，别人已经把市场做起来的时候，马上“跟风儿”。其结果是比较稳当，但也是吃人剩下的肉汤，不会有太大收益；另一种是引导市场，就是要敢为天下先，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认定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非比寻常”的收获。
我是那种一惯喜欢“为人所不敢为”的人，就是报着这种态度，坚持要为王菲录制专辑唱片。
第一次与王菲见面的时候，我更加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了人。倒不是信迷信，但有些人身上的确是带着“气场”的，我见过从“一无所有”最终发展成为“名利双收”的人太多了，很少看错人。
王菲就属于那种带着“气场”的人。
我也是带着“气场”的人，我经常自我解嘲地讲：我是一个“旺”人的人，凡是跟我合作过的，最后都发达了。所以，我身上带着的“气场”，是“旺别人”的气场。
王菲身上带着非常“旺”的气场，但是，她能够“旺”自己。
其实，王菲“旺”的别人就更多了，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王菲产女，使ＧＤＰ增长了０．５个百分点！其他的，就不用说了。所以，我一直认为：王菲是一个“天使”——她的歌声，抚慰了多少颗心灵啊！她是一个“精灵”——有多少个演艺明星能够像她那样长盛不衰、那样深受大众的热爱呀！
在我们录制《王菲珍藏集》的过程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让我至今难忘：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在专辑里为她选的歌，的确有些是不适合她唱的，有些是她不喜欢唱的。这也是我们过去彼此没有接触过，对她了解不够深造成的结果。
所以，王菲在录唱一首名为《心墙》的歌时，突然没了感觉，与录制其他歌时的情况大相径庭，判若两人，翻来覆去的录，可就是到不了位。
我开始着急了，认为是她进棚前歌没有练好。
因为我对这张唱片太看重了，因此，态度上有点不够冷静，很不客气地停止了录音，让王菲回去练歌，什么时候练好了，再进棚来录。
显然，王菲对我的态度非常非常不满意，但她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低头不语。我也感到自己有点过分了，毕竟王菲当时才是个只有１６岁的小妹妹啊，我怎么能够这样待她．．．．．．
于是，午饭时，我破例请大家去农影录音棚对面的友谊宾馆吃饭（那时在棚里录音大多只吃盒饭）。录音师徐羽，那时候已经有了一辆二手的丰田汽车，于是，我和高大林、王菲一起坐上他的车，前往友谊宾馆。
徐羽把车从甬道上一直开到了友谊宾馆的大门前。那时候，饭店和宾馆刚兴起汽车开到门口时，由门卫上前来为客人拉开车门的礼节，但我还不习惯，加上心里装着事，着急，于是，还没等车停稳，我就自己把车门拉开了。
“真是老土，怎么自己把车门打开了！”
大概是这样一句话吧。王菲眼睛看着别处，嘴里很轻，但绝对能让我听到地嘟囔了一句。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同时心想：“好你个小王菲啊，年纪不大，摆谱的心气儿倒挺大”！转而又一想：“也对，有心气儿的人才能成功，这点儿｀与众不同＇，还是应该有的”。
但是，接下来的情景让我马上改变了这种想法，因为，当我们走下汽车，我的脸还在红得发烫的时候，我回头时突然发现，王菲正扭着脸在我身后忍不住地窃笑。
“哦，闹了半天她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在报复我今天发脾气呀！”
好你个小王菲，是我在给你录唱片，难道你就不怕得罪了我吗？！
……
说来也是，像《心墙》这种歌，应该适合有些阅历的成年人演唱，王菲当时只有16岁，怎么能理解得了歌曲的意境。
但最后，我们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王菲专辑的录制。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包括很多歌曲的演唱方法，录成之后，以当时的录音条件，以符合当时听众口味的标准来衡量，应该算是成功的。可若以现在的、或我个人的、或王菲本人的爱好来衡量，那的确有着天差地远的距离。毕竟王菲那时只有16岁，演唱中稚气未脱的感觉在所难免，为了迎合当时的市场，又要求她故意把歌唱得“嗲”一点。
说实在的，有些歌现在听起来，让我不由得一阵阵的脸红！可这就是历史啊，“天后”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尽善尽美，我们都在进步，都在不停地追求着“完美”。
好在其中一两首歌，到目前为止听起来也还会让我感动，尽管当时邓丽君式的唱法已经不再时兴，但我还是让王菲尽量追求“原汁原味”的演唱。也许是因为那样的演唱，更接近“成熟”一些吧。
王菲的专辑录成之后，我们马上开始了封面拍摄、设计，这又是一次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出版社越大，麻烦事就越多，人也多，主意也多。结果， 封面摄影拍了两次都没有挑出令人满意的照片！最后用在封面上的那张，甚至不是所有照片里面稍好一些的。那时候可不是现在，演员的服装要么由公司购置，要么去找地方租赁。
我们拍封面的时候，服装完全由演员自理。可一个16岁的高中生，在当时大陆的经济条件下，又能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呢？拍封面时，王菲穿了一件淡粉、稍带黄色暗花的连衣裙，中国图片社的摄影师觉得颜色太单调了，随手从摄影棚里拿了一串道具塑料花放在了王菲的身上……等照片冲洗出来，编辑室里大家一起选照片的时候，大多数人却偏偏就喜欢上了这一张……少数服从多数，那就用这张吧！
这也是“命中注定”吧？在“天后”的身上挂上“花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真是“神差鬼使”！
为王菲的专辑取名，又费了一番周折，我坚持取名《王菲珍藏集》。这样的片名，又让很多人感到了不以为然：“一个初出茅庐，稚嫩无比的歌手，第一次灌唱片，怎么就可称为‘珍藏集’呢”？
我告诉他（她）们：“王菲的悟性、天生的那种音乐感觉、以及她那种独具特质的歌唱音色，决定她将来必定非同凡响，不信咱们可以走着瞧。除非她不再干这一行了。”
“这个名字太不具有煽动性了，那就再加个副标题吧：迷人小姐。你们说怎么样？”
忘了当时是谁说的这句话，又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
封面设计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了。最后，当作日常工作交给了我们自己出版社的美编室，按总编室的说法：“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美术编辑，为什么还要花稿费到外面去请别人呢？！”
封面印制，也是在我们出版社自己的印刷厂印刷的。“大锅饭”时人们的工作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我真怀疑这个封面是不是经过了“设计”！
最终，《王菲珍藏集》于1987年年初在北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除了我看好王菲的将来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录完王菲的这张专辑后，我已经拿到了去日本自费留学的签证。我感到，有可能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为她录音了，尽管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她合作。
当时，在我心里，《王菲珍藏集》是由我自己来珍藏的。就像其中收录的《别了、朋友》（里面有我和高大林的伴唱）那首歌一样，是我在向自己寄予厚望的王菲和所有我喜爱的朋友们、向我喜爱的录音工作，做一个暂时的道别。
《王菲珍藏集》出版后不久，王菲即去了香港定居，我也到日本学习去了。几年之后，王菲已被誉为‘亚洲歌后’，这是我最感欣慰和快乐的事情，因为她应了我当时的期待与预感。
当时，我并不知道王菲已经在１９８５年就录制过专辑唱片，还以为自己做的是王菲的“处女作”。直到２００４年再版《王菲珍藏集》的时候，我才从媒体上看到有关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录制过王菲专辑的报导。
也许是他们录得比我早，但发行却比我晚？谁知道呢，当时这种事并不少见，还有很多人录制的唱片，到现在还“睡在”母带库里，没有得到发行上市的机会。其实也无所谓了，即使是发行了，也是不成功的，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否则，当时我怎么会没听说过呢？
[[i] 本帖最后由 majia 于 2008-5-28 11:22 编辑 [/i]] [color=blue][b]再见王菲 (2006-06-13 )[/b][/color]
再次见到王菲，是在1989年的时候。
我从日本归国，回到阔别两年后的北京。稍事休息，就开始与亲朋好友们恢复联系。
当我和常宽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开始唱摇滚了，并组织了一个叫“兄弟宝贝”的乐队。乐队的吉他手张卫宁、贝司手陈劲过去我们也很熟悉，我曾经为常宽录过三张专辑，那时候他们俩就常陪常宽一起进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摇滚乐全球性的兴盛期，我在日本时深深体会到了摇滚乐的火热。常宽也开始搞摇滚了，这让我很兴奋！
常宽告诉我，他们周末要在月坛体育馆搞一个摇滚乐的演唱会，届时，会有5、6支乐队参加演出，希望我过去看看。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我迟到了，一进入人头攒动的月坛体育馆演出现场，就被台上的乐队和台下的观众共同造出的巨大声浪所震撼！
那天参加演出的乐队大概有：常宽的“兄弟宝贝”、崔建、唐朝、黑豹……其他的记不清了。他们轮番上场。
在现场还遇到了当时已经声名远播的孙国庆，他也来看演出，于是，我们站在一起边聊边看。要说起来，孙国庆可称得上是大陆摇滚乐队“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当年，他是“不倒翁”乐队的主唱。过去，我们曾经探讨过摇滚乐在当时大陆的生存条件问题。录过《超级巨星》那张唱片后，我曾对孙国庆讲过：“摇滚乐对中国现在的听众而言，有点太超前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还记得两年前我说过的这句话，聊天中孙国庆突然问我：“你觉得摇滚乐现在有没有市场？”
看着眼前台上台下一片欢腾的景象，我连连点头：“应该到时候了”。
黑豹乐队登场了，一出现在舞台上，他们几个人的形象，就首先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动——一个个长发披肩、生龙活虎，真有点“黑豹”的那种“凶猛”、“矫健”的感觉。特别是主唱窦唯，白净清秀的面容、放荡不拘的气度，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他们一上台，就引起了台下的一片骚动。当他们开始演唱的时候，全场立刻沸腾了起来。
在黑豹乐队演出当中，我发现，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个女孩，从穿着，到双手高举左右摇摆、蹦蹦跳跳为乐队“助威”的姿态，非常与众不同。这时候，常宽和他的乐队演出已经结束。他也来到我们身边。
“那不是王菲吗？我在香港碰到她时还一起聊到过你呢”。常宽（那时是香港EMI公司的签约艺员）看着前方的那个女孩对我讲。
“你等着，我把她叫过来。”常宽走过去，把王菲带到了我们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儿？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我的确感到意外，还以为她一直都呆在香港，更想象不出她和摇滚乐队会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我过去的印象里，她属于那种文文静静，甚至有些内向的女孩。
我眼前的王菲，从外表上看已判若两人，已经有了18岁的那种成年女子的味道。“女大十八变”，真是一点不假，再加上她在香港生活了两年的经历，说她“光彩照人”，绝不会过分。
看来，突然的相遇让王菲也感到了意外，她从刚才的激情兴奋中沉静了下来，从她的脸上，我又看到了过去很熟悉的那一丝腼腆。我们十分高兴地聊了起来。
“你现在怎么样，还唱歌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王菲告诉我，她去香港的这两年，与香港一家公司签约后，又连续录制、出版了三张专辑：“不过都是粤语的歌”。我太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毕竟王菲还在继续演唱着。
然而，接下去她告诉我的事情，却让我颇为她感到了担心和遗憾：“不过，我暂时不想再唱了，我准备去我奶奶那里，在美国学习几年”。
分手时，我们互换了新的联系方式。不久后，我收到了她从香港寄给我的一个邮件，里面装着三盒署名王靖雯的专辑原声带，但封面照片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王靖雯”，就是我过去熟悉的、一直寄予厚望的王菲。
当我把电话打到她在香港的家里的时候，接电话的是王菲的妈妈，告诉我，王菲已经去了美国。
……
王菲绝对是那种永远“心中另有天地”的人，当她以“王靖雯”的名字已经名声大振的时候，却突然改回了自己“王菲”的原名，这大概也是非“常人”所敢为之的吧？！
[[i] 本帖最后由 majia 于 2008-5-28 11:25 编辑 [/i]] 支持一下 好长啊，先顶下，有时间再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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